无题

昨天不在了，但昨天确实又存在着；未来还没有来，但确实有一个未来。海德格尔告诉我们，是生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是死把我们存留在这个世界。只有人的生死为时间刻度，把连绵不绝的时间划分了界限。谁有死呢？我们唯一不能认知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死，我们能认知的只有他人的死，他人的死亡带来我们自己必将死亡的讯息。如果看不到他人的死，我们的意识中就没有死亡。别的东西都可以由他人代替，唯独这个死只有自己来和上帝履约，认识了死，也就消亡了自我，所以死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体验，又都不能认知的神秘之物。我死了吗？我的死只能告诉你你也将死，而不能告诉你死是怎么样的温柔或者残酷。死只是一个点，谁也不能站立的点，要么滑过去就死了，要么还活着。死就是我们的未来，过去的永远过去了，现在只是时间流的一瞬，也是一个点，谁也不能站立其上哪怕是一分一秒，我们只有站在未来，才能思虑现在和过去。也是说，我们只有基于死亡，才明白自己此刻还活着，死是一个巨大的无，所有的有，都在这个无的笼罩下显现，那么世界的存在，不是因为它自身而显现，而是我们未来的死带来此刻的生和世界的敞亮。我们永远有未来，因为时间流过我们的死亡，把我们的现在一起带进未来，进到未来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永生，而是意味着我们对死亡的超越。

死亡是多么迷人，它就这么温柔的保存了我们的生---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巨大的无，凸显了我们的有，凸显了我们的生，凸显了我们的思。正是这个非存在，保证了我们的“存在”。

可是我们在尘世的存在是多么的变易，多么的没有根底。温柔的死亡啊，在你没有到来之前，巨大的虚空已先你而来，它正在重重的撞击着我心脏深处某个最柔弱的部位，那么顽强而激烈的撞击。时间在颓丧中急切前行，它把我踏进过的河流全部置换成陌生的水滴，每一滴水啊是我所没有见过的兄弟。这人世的变幻，将一切安逸或灾难，统统碾碎在心灵深处，并将这些粉末广撒在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液，在身体周遭不停的循环。这些粉未带走了鲜血的热力，冰凉的像是一块石头的温度，现实是一块磨刀，不停的打磨我们的身体和意识，又不消灭我们的存有。至到把我们带离尘世，去到天国，才把我们还原为尘土，裹胁在宇宙的某个角落。

我过往的一切啊，未来帮我保存。我的未来呢，又是哪个未来的未来来揭示？谁来塑造我的未来？我渴盼的自由和我的自由又彼此争执着，哪一个自由都是对另一个自由的限制，一个自由是另一个自由的界限，无限包含在有限里，有限又揭示着无限。我的精神长在肉身上，我的肉身却无法左右精神，我的肉身有限，我的精神却无穷，是肉身为精神立法和设边呢？还是精神是肉身的驾驭者？精神和肉身都要在未来趋于灭亡，唯有和时间同一，才连绵不绝的奔赴更遥远的未来。可是，时间的流啊，巨大无边，谁也不能在其上停歇，再遥远又为此刻的我、过去的我带来何等的荣耀或罪孽呢？

在某一天，一个白昼的暖阳光照着大地的一天，上帝温烫的手轻轻拂过我的枝叶，这些不堪一抚的花瓣在瞬间卷缩凋敝，它是这般的娇嫩，既渴盼着上帝的拯救，又害怕着那涅磐的温度。生命的气息这般的灰暗，没有亮色，厌倦日复一日如臭虫般爬上我的胸膛，在那里横行无忌，对着我的魂灵耀舞扬威。我的神，我需要你的气息，那些温柔的气息，那些带我往未来继续行进的活力，给我，请把它顺着我的百会吹进我的心间。我将永远伺奉你！

2008-5-21

面对灾难我们为什么动情？

    盛世穷人兄在他的博客里转了一篇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的新作《灾难、遗忘与不朽》，深为许知远的理性和反思所动容。

    他在文中说：“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如何在一场场考验面前，培养出成熟的内心与理智。”

“最后一点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内心的，关于我们那去不掉的悲情特征。我不是在要求人们冷漠，而是相信，毫无节制的抒情，既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容易稀释掉我们的情感浓度，很多时候，人们会爱上的自己的‘崇高’与‘同情心’，而不是受难者。每个人的一生、每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各种不测。人的悲剧性似乎在诞生一刻起就已开始，他/她注定走向死亡。但是正是这种内在悲剧性，给予了人生的厚度与丰沛。……那些苦难的面庞当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这种深沉使得同情可以持续得更久，并可能上升到良知。”

同情是必要的，但是很少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同情？面对灾难，我们真的是对受难者有着深深的爱吗？许知远的行文是冷静与理智的，他看到了许多国人只为满足自己内心道义需求的那种抒情性狂热，从而消解了这场灾难的悲剧性，并在政府舆论的操控下把悲剧转变为一场歌功颂德的闹剧，这是绝对权力的另一层傲慢，令人悲愤。

其实通过这场灾难死去的众生，我们看到的正是自己的影子，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脆弱如一杆芦苇，不堪一击。那是什么使我们高贵？正是思想与情感。因为有了思想，我们彼此可以传递自由的感受，有了感情，我们会彼此传递关怀与温暖。我们爱灾难中的众生也正是因为爱我们自己，恐惧有一天这样的灾难也会降临我们的头顶。我们帮助灾难中的人们，也是帮助保持这个社会的稳定，进而不影响到我们平静的生活。

因此而言，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是为了我们自己。那么我们还“崇高”吗？还“高尚”吗？如许知远所说：“很多时候，人们会爱上的自己的‘崇高’与‘同情心’，而不是受难者。”这就不是真正的同情了，而是另一层炫耀，是幸存者对灾难者的炫耀。

当一大群人对另一小群人产生相对的优越感时，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就有可能会诞生。这种优越感既有可能是基于道德的自我拔高，也有可能是基于道义的共同义愤或同情心，然后同样的情绪彼此传染，受制于某些幕后操纵者，再也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比如目前对于各大明星或企业的捐款迫问，就是威风凛凛的占据了某种道德制高点，将自己化身为灾民的代言人或将自己化身为道义的判官。这就需要引起警惕了！

面对灾难我们为什么动情？不是因为我们道德高尚或者对灾民拥有幸存者的优越，恰恰是他们提醒了我们生命的珍贵，安定生活的美好，他们是我们所有人的镜子，照出了我们自身的脆弱和苦难。同情灾难中的众生，也是同情我们自己的处境。通过这次灾难，把我们发自内心的同情升华为成熟的理性和良知吧！

2008-5-18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感动”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当前四川一场地震震动了全中国人的心。看着那些人民子弟兵，舍生忘死救助受灾人员，能不感动？说实话，人皆有恻隐之心，看到那些灾后的画面，看到士兵们凭血肉之躯搬运倒塌的砖石，看到温家宝总理以年过六旬的老弱之躯奔走于抗灾前线，我也很感动。

   但是，我们再多了解一些信息，再多问几个问题后，相信我们需要的并不只是“感动”，有时候“感动”只是一层真相的遮羞布。

   这是一次偶然的网上浏览看到的图片，这是比地震本身更让我震撼的：

   现在在该网站上已难以找到这张网页了，通过百度快照还可以看到它的影子。本来对于地震能不能被精确预测，我也是很疑惑的。可是面对地震发生前人们的警觉，我们的政府部门只是忙着所谓“平息谣言”，而没有进行相应的预敬和预防，导致受灾人群的扩大，这才是最可悲的，将天灾变得更惨重的就是人祸。5月3日产生警觉到5月12日发生大震，有多少事情可以做了？即使不能确定大震要爆发，也可以多进行几次防震自救的教育吧？

“谣言”一词就这样变成了政府控制言论自由的“护身符”，这也谣言，那也谣言，可是政府的报纸试问有几张是有公信力的？试问有几张还能读到真相的？皇帝的新装人人心知肚明，皇帝就是禁止人们说出真相，既自欺也欺人。

有人质疑温总理的行为是在做“秀”，许多人群起而攻之，谓之没有良心。可见中国只有臣民，没有公民，一个政府官员本来应该做的事也可以成为道德的楷模。做为一个老人，这样尽心尽职，我是佩服的。但做为一个政客，我就觉得悲哀了，领导我们国家的为什么不是年轻力壮的人，而是年过六旬的老者？这难道不需要深思吗？

再来看那些人民子弟兵，有几个是来自城市和特权阶层的子女？大多还不是来自农村贫困群体的子女？为什么每次出生入死的都是他们？他们的生命难道就不值得珍惜吗？当然不是为了珍惜他们的生命就可以停止抗灾。我这里要发出的疑问是，我们的灾难还能更小一点吗？还能把生命财产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吗？面对“在5月9日,四川阿坝洲防震减灾局就成功的平息了有关即将地震的‘谣言’”这样的新闻，我想，还能说什么呢？

信息透明和言论自由，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我们为什么不能质疑政府呢？我们不是为指责而指责，为质疑而质疑，试想想看，假如有一天这个灾难发生在我们自己头上，我们还会为政府的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言论自由而感动吗？

让感人泪下的“表演”少一些，让透明的真相多一些吧！我宁愿没人可以感动我，也希望无辜死亡的人减少一个。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别人可以不来珍惜，但我们自己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和正当的权利！

希望通过非典，通过四川大地震这样的天灾人祸能够让中国人吸取教训，建立透明的信息机制，确立言论自由的平台，做好灾前的预防，而不是灾后的手忙脚乱！

如果想让我赞美，请先给我批评的自由！“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2008/05/15

面对地震

四川汶川发生了强地震，震动了所有中国人的心，经受了这巨大的自然灾难后，我们的同胞正经历着悲伤、死亡、丧失亲人、无家可归等等无法想象的痛苦，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此很焦虑。这不是我们的同情心在泛滥，正如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所说：“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同胞的无辜死亡就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为这些死难者祈祷，为幸存者祝福吧！

同情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表达我们的同情。这一点，我很欣喜的看到许多人在行动，不仅仅是蜀川的志愿者们，还有许许多多外省的人士在组织捐款捐物。昨天我们公司也组织了捐款。令人比这个灾难更悲哀的是，这样的捐款变成了一个硬性的摊派，并且以形似很高尚的方式下达：领导一定捐额，中层略低于领导层的捐额，员工又少于中层的捐额；这样的等级思维和行政干涉个人意愿的事至今仍在“捐赠”这样高尚的情怀上撒野！这是比灾难更让人痛心的事。

其实在捐款这样的事情上，我是万分认同连岳在谈及为黑煤窑受害者捐款的时候所说的那样：“我倾向于认为你捐一笔小钱就可以了，五块钱、十块钱就行了；一万个人总共捐了五万远比一个人捐了五万来得有意义；我不认同为了做善事影响你自己的生活，但愿这个捐款帐号能收到数量汹涌的小额捐款，而不是孤单的大额捐款——这表示普通人在改变这个世界。”是的，捐款的目的不是为了损害自己的生活，而是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前提下，帮助受损者一把，让他们也尽力过上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同时，捐款是个人的自由，认捐多少也应取决于个人的实际和意愿。不过，我仍然呼吁大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伸出你的双手，而不要袖手旁观。帮助他们也等于帮助自己，一个稳定和富裕的社会是我们共同的幸事，一个流离失所、动荡不安的社会也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

有朋友和我谈及这场地震时，提到了我以前批判山西黑砖窑的文章。将二者比较，一是天灾一是人祸，天灾是无法避免的，人祸却是可以通过制度性的设计可以避免的。但天灾与人祸二者之间有时候又是关联在一块的，往往一个开明、民主、自由的社会，由于信息透明度高，舆论监督得力，使得救灾的效率大大提高；而一个专制社会里，人们看不到这场灾难到底有多深多大，不清楚到底有哪些措施落实了，救灾的效率完全是政府自说自话，许多人的生命就冰凉的沉浸在黑箱子的救灾行动中。这是比天灾更残酷的人祸。

中国的灾难够多了，可是为什么屡灾屡救，电视上只能看到那些所谓的“感人事迹”，比如抗洪、比如非典、比如雪灾，也比如这次地震，却每每感动人后并没有灾难预警机制制度化的建设跟上。这次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地震，真的就没有一点预兆吗？凭着中国政府的信息透明度这次又在人们脑中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无辜的生命啊，被自然的灾难夺走已够令人痛苦了，如果还有因为人为的原因造成你们的死亡，那是最不能原谅的事！

愿上苍护佑每一个经历了地震劫难的同胞！

2008-5-14

猫和老鼠

   给儿子买了张碟片《猫和老鼠》，他喜欢极了，经常要看。我问他你要做猫还是做老鼠啊？他说要扮老鼠。这个答案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在《猫和老鼠》里，总是那只拥有绝对优势的猫受到戏弄。

   有时候很是佩服美国人的想像力，可是仔细一想，这并非只是想像力的问题，其中还有深刻的观念问题。

   换成在中国，何以不能产生《猫和老鼠》这样的动画片呢？个人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猫为益“虫”，老鼠为害“虫”，这是天经地义的观念，不容置疑。其中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猫对我们有利，老鼠为害我们的生活。猫就这样借助中国人的力量获得了对老鼠的道德优越感，所以老鼠的被消灭是不会获得同情的。

   如果中国人的这些经验仅限于猫和老鼠之间，倒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问题是中国人往往将这个经验推广到很多领域，推广到人与人之间，这个时候“道德的自负”就容易产生问题了。

   远的不说，就拿近期盛行的“爱国”主义来说吧。“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野蛮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必爱国的话！”令人惊异的是在90年前曾经出现过的一幕，今天又卷土重来。这是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的首段文字。今天跟当年一样：似乎“爱国”二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这其实跟老鼠为害“虫”的定位是一致的，不容置疑！

   正如陈独秀接下来所说的：“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陈独秀接下来又发挥道：有些思想高远的人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我之所以不惮厌烦在这里大段大段的摘录陈公的大作，一则是因为陈独秀的文字精彩；二是实在惊异于先人的理性和深刻，在当年就认识到了所谓“爱国主义”对人异化的力量。当今，GCD不知面对他们的缔造人这些话会做何感想？一个组织一旦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后，就会与原先的目的相隔万里，如果陈独秀地下有知，不知会否悔不该当初！

其实按现代民主理论的出发点“天赋人权”来看：人生来平等，个人的权利是先于社会的产生而存在的，属于自然天赋，神圣不可侵犯；政府只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工具。从哲学上讲，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是对现代国家制度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认为国家权力是人民通过契约方式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产生的。国家公权来自人民的私权的让渡。他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应有的关怀，人的主人是他自己；任何人对自己的同类，都没有天赋的权威；

这会使人很疑惑，假如人人奉行个人主义，只知关怀自己，只知利己，这社会岂不是散沙一盘么？集体主义有其合理的一面，正因为人要想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单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实现的，所以需要分工需要合作，通过利他来实现利已的收益最大化。

这点，西方社会通过经济学进行了利害计算，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思想，所谓帕累托最优正是指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任何一方的境况改善，都不会不使另一方境况恶化。换言之，就是——根本不存在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所谓“公益”，比如个人纳税，也是为了个人自己的利益。只要规则确定之后，公益与个人私利是可以相安无事的。如果所谓的国家利益是以损害某些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哪怕是“一根毫毛”，也不是“帕累托最优”了。

一扯就扯远了！

尼采在《苏鲁支语录》里讲到：人类为着自存，给万物以价值。---他们创造了万物之意义，一个人类的意义。所以他们自称为“人”，换言之，估价者。

那么前人原来对万物所估的价是否都是合理的呢？当然未必。所以尼采呼吁重估一切价值。

重估一切价值，重点在于重估道德价值。因为尼采发现“在大地上找不出比善和恶重大的势力了。”道德对于人的心灵是一种无形的支配，它要求你在愤怒、恨和爱中的全部力量。所谓的道德实质上是一种伦理规范，假如这种伦理规范颠倒了善恶是非，长期禁锢着人们的生命力和梦想，那只会把人类引向颓废。

尼采又说：“将来的人要对以往的一切评价都这么试验过一遍，要自由地重新体验过，从正反两方面体验，然后才能决定哪些评价有权得以通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猫并不对老鼠就有着先天的道德优越，我觉得美国人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可以做为产生《猫和老鼠》这种动画片的注解：

“他们认为，这些自由是基本人权，即，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如言论自由，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跟发表言论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恶棍没有关系，这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也毫不相干。哪怕他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哪怕假设有一种方法，可以鉴定出他的思想不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对是谬误，他作为一个人，还是有权利说出他的想法来。说出来，是合法的。

只要不坚持‘言论中性’，只要以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那么，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终有一日，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无法阻挡一个或数个权威在手的人物，或是一群所谓的‘大多数’，出来把自己宣布为‘真理’，而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林达《言论自由的并非为追求真理》）

道德的优越感一旦产生和成立，有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别是当一大群人对另一小群人产生相对的优越感时，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就有可能会诞生。勒庞说，“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抢劫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意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奋状态。”

说群体道德败坏，他们的道德败坏的行动恰恰是在他们自认为某种高尚道德的支配下完成的，也就是说，在他们违反人类一般道德的行为中包含着自我感觉十分高尚的道德心理。就以当前抵制XX超市为例，某些群体是自认为怀着高尚的爱国情操去参加抵制，甚至示威和打砸的。

另外，当说起日本时，可以发现很多人是怀着对日本的轻蔑和仇恨的，包括对日本文化的反感，但是至于说到理由，不过是因为“我”憎恨日本人历史上侵略过我们，就认定他们是个变态的、无耻的民族，而看不到他们正在创造着许多我们所没有的文明。经过几十年意识形态和民族情感的教育，人们早就失去了理性的头脑，只有冲动的感情在左右着自己的判断力，这对我们并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西方人批评我们是喝着狼奶长大的一代人。我们自命为猫，却总是遭到世界上老鼠的嘲笑，尤其令一些“爱国”志士感到尴尬和愤怒。

希望我们的祖国早日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把某些人手中制造出来的现成“真理”从我们的生活中拿开。让我们每个人有权利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自由追求“真理”在路上敞开。

我个人认为重估一切价值，对于我们这个国度这个时代是最有必要的事。让那些僵化的、禁锢我们生命的道德指令统统见鬼去吧！

2008-5-4

 “人啊，自然一点吧！你本来是用灰尘、沙子和泥土制造出来的，你还想成为比灰尘、沙子和泥土更多的东西吗？”

                                  --------------毕希纳

再做一次选择题

    题目是这样的：现在要选举一个领袖，你这一票很关键，在了解这三个候选人的一些事实后，请问你会在这些候选人中选择谁？

    候选人A：跟一些不诚实的政客有来往，而且会星象占卜学。他有个婚外情，是一个老烟枪，每天喝8～10杯马丁尼。

    候选人B：他过去有过两次被解雇的记录，睡觉睡到中午才起来，大学时吸鸦片，而且每天傍晚会喝一大夸威士忌。

候选人C:他是一位授勋的战斗英雄，素食主义者，不抽烟，只偶尔喝一点啤酒。从来没有发生婚外情。

这是我很久前写的一篇《快乐无罪》里引用过的材料。面对这三个候选人，没有多少人会犹豫，大概90%的人都会轻而易举的做出理智的决定，选C。假如是你，你会选谁呢？说实在的，如果仅有这些信息，我是不会进行投票的。这三位候选人ABC分别是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放在今天，我们会感到惊讶，90%的人就不会把选票投给C候选人。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时刻呢？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把选票投给希特勒呢？这就难说了。

当然，当年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虽然并非仅因为他道德高尚。不过希特勒从个人角度而言，是无可挑剔的。廉洁，自律，坚定，守信，忠诚，富有领袖魅力。他上台前承诺的民族和解，消灭通胀和失业，强大德国，没有一条不兑现。我一直很奇怪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也会臣服于希氏，看过一些希特勒的资料后，我似乎有些理解了。

但是，个人品质和能力无可挑剔的希特勒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是幸福却是灾难。希特勒的出发点那么美好，理想那么崇高，逻辑那么完美，可是一旦实施带来的灾难却是那么的深重。“地狱之路由良好的愿望铺就”。这是多么奇怪的悖论啊！

可是，这是悖论吗？我与一些长辈聊天时，经常听到他们感叹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纯朴的人，善良的心，勤奋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大公无私、互相帮助、友好相处的社会风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没有剥削阶级，消灭了妓女这个行当。听起来不美好吗？好象是挺美好的，可是历史不是只有这样光洁的一面，它还有三反五反、反右等意欲改造人们思想的恐怖一面。在同一片蓝天下，多少人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因此，不得不承认园丁的理想就是对草木的残忍。无可否认，这是一个悖论。

    其实在做这个选择题时，人们内心深处就预先隐含了某种道德观。在“人民道德观”培育下长大的人，容易排斥候选人A和B，在“自由道德观”培育下长大的人就不大会排斥候选人A和B成为政治上的领袖，也不一定会对候选人C抱有绝对的好感。

在人民民主论的界定中，“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道德符号，行为符合这一公意道德符号的市民才是“人民”，否则就是社会渣滓。这里没有个人的“感觉”什么事，“道德”是对感觉的超越，是高悬于个人之上的一把利剑，你符合它的要求则得生存，你不合它的要求就得被消灭。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服从这个规则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如果共同体的公意道德可以取代个人的道德（感觉偏好），个体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抽象的共同体，属于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如果公意道德的自由高于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道德专制的暴政就不可避免；

道德专制的教育从取消私立学校开始，使教育“一体化”全面进行，国家通过各种组织严密的控制了每一个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课程。这样的意识形态下长大的孩子具有了“圣洁的情感”，个人服从于国家的道德专制之下，服从于社会法权的道德执法团队----比如党组织、团组织及其道德观念系统。

而相对性道德就是每一个个体有自己的、只属于自己的道德神，由我思、我欲、我愿设立的道德法庭。这里没有“我们应该”的普遍道德律令。

在当前民族主义思潮和伪爱国主义泛滥的情况下，我发现能够保持独立判断力的人太少了。小时候所受的专制教育的“优势”就开始显现了，很多人并不问个“为什么”就认定民族至上、统一至上、奥运至上。即使有些平时阅读较多的朋友也认为当前政治制度是合理的，看不到国家和政党对个体的奴役，这就不禁令人心生悲戚之感了。

有一个朋友说极讨厌蜡笔小新这个小流氓，觉得那是人性的堕落，我亦无言以对。道德的纯洁性力量有时候是会淹没个体的感觉偏好的，我认为这也是国家强制力量的表现症状。不知这些朋友如果看到了成人小说、A片又会有何感想呢？可能必欲毁之而后快了！蜡笔小新我不是很熟悉，只是偶尔看过几集，我只觉得那表现了很多人性的真实一面。包括很多对“性”的玩笑。

我记得有一次聊天，有人告诉我没有爱的性纯粹是动物行为，是畜牲。我又一次惊异于这样的论断。我反问：那么你能确定每次和配偶做爱都是怀着爱意的？我们那些靠媒妁之言凑在一起的祖先是不是就不应该做爱了呢？是不是就是畜牲了呢？其实性与爱是相对，爱是一种精神性的法则，性则是一种生理的需要。这种需要并不因为爱而产生或者不产生，倒是反过来，引起我们去爱的原动力就是性。如果说性是底色，那么“爱情”是给性蒙上了“意义”的面纱。如果过分追求“意义”，那就是昆德拉所说的“刻奇”了。性感及其道德感是相对性的。对于那种认为无爱的性是一种罪或者对性的美化、神化，这两种情形都是道德的专制。

 我又想起，从前中国妇女对欧美妇女的一个论断：她们都是一些娼妓。原因是欧美妇女婚前往往与不止一个男性有过性关系。但西方女性是这样反驳的：她们是自己身体的主人，而任何以一己之“身”去换取“安身”的行径才是娼妓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交易，因此即使只卖身给丈夫一个人，也无改其本质。瞧，不同的道德观导致不同的观念和行为。

那么我们是不是不要“道德”了呢？不是的。个人的道德其实就是只需要看守住自己的自我生活，并在相对性道德世界中自持。至于如何自持，只有一个底线，不伤害他人的自由。

到此，再来考察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三个人的道德情形，我们就不会再关注他们的这些信息，如果选他们之一当领袖，我们会更关心他们的政治主张哪个对我们有益。因为那才是直接关系到“我”的感觉偏好、在世幸福感。

布拉格给我留言：远离政治；我宁愿理解她的好意是：远离政客的权力纷争。其实政治是每一个在社会中的人都无法摆脱的。套用一句古龙的话，那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关心政治其实只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正当权益。即使“远离政治”或“不关心政治”说穿了也是一种“政治主张”。

今天再做一次选择题，我想提醒自己既不要陷入理性的自负，更不要陷入道德的自负，而更多的听从内心的召唤，正视“人”的需要。生活在真实中，比任何的道德指令更重要。

2008-4-30